见过战火纷飞,经过运动如潮,也笑也哭,匆匆一生。
刘忘在民国时期被镇里的人尊称为少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家当时有良田数千亩,颇有积蓄。因为也是穷苦出身,家里一直遵照祖训,年景不好就减租,不能仗势欺人,遇有灾年,决不能饿死自家干活的长工,在那河北小县里口碑甚好。
刘忘在保定的新式学堂里也上过几年学,因为当时闹学潮太厉害,爹妈担心他也卷进去,强行让他退了学。读书毕竟枯燥,刘忘倒也乐意在家游手好闲,地里的事又轮不到他操心,他最大的爱好是养鸟养鱼,保定天津北平几个商号如果有了新奇的鱼和鸟,必然及时写信或者电报告知刘少爷,只要不是抽大烟和下赌场,家里一概支持。
如果说烦恼,刘忘倒是有一桩,家里给他娶了个老婆,虽然性格温顺,可名字都不认识,除了脸上有雀斑,居然还是个小脚。毕竟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虽有遗憾,也是无可更改,刘忘平常和长工家的小英眉目传情,琢磨着怎么跟爹妈开口娶进来做个小的,那样这一生也算圆满。
好事没发生,坏消息却突然而至,有仇人图谋他家的田地,已经勾结了当地的驻军准备以通匪的罪名来收拾刘家。刘老爹当机立断,让刘忘带着家中的金银细软,套几辆大车,拉着刘旺的娘和媳妇,一个弟弟连夜去北平躲躲,他自己心存幻想,舍不得几辈子挣下的基业,留下不走。
刘旺他们到了北平,没出10天,就有族人过来报信,老头子已经被枪杀,家产被抄,全家向南放声大哭。刘旺看看年迈的老娘,怀孕的媳妇,矮一头的弟弟,猛然发现今非昔比,自己只能挑起一家之主的担子,退无可退。
先是偷偷潜回老家,找中间人,以两根金条的代价买通了一个连长,运回老爹的尸体悄悄埋进祖坟。回来后,用仅剩的钱买一个宣武门外的几百平大院,一半住,一半开了个煤场,置办机器工具进煤块,用家里带过来的牲口驮运,沿街叫卖,挨户上门送煤球。
曾经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大少爷,不觉间就变成了,浑身臭汗,满脸煤灰的小老板,生意忙了就临时雇佣几个,生意不好就是哥两个凑合干。几年下来,倒也摸出了些门道,家里老小吃喝不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风云突变,枪炮一响,日本人占了北平。除了被管制压榨的厉害,日本人还需要人给他们做免费劳力,于是抽签抓壮丁。结果刘旺的弟弟被抽上了,看见胆小的弟弟哭哭啼啼,刘旺一狠心,自己去当壮丁,把弟弟换了回来。
挖壕沟,运物资,修房,清理河道,刘忘仗着身体基础好,一路咬牙硬撑着,眼见着身边有累死的,有逃跑被抓回来枪毙的,只盼熬到期限,日本人言而有信能放自己回家。
负责日军物资军需有个叫渡边的年轻商人,据说是出身于某个财阀世家,日军队长一类的中级军官见着他也得鞠躬敬礼。渡边痴迷养鸟,曾经举着鸟笼,问壮丁们有没有懂养鸟的,自己养的南路红子为什么不会鸣叫。刘忘当时在人群里低头不语,并不答话。
一天,一个老年壮丁背了两袋大米,摔了一跤,米都洒了出来,被监工一顿拳打脚踢,眼看奄奄一息。刘忘实在看不下去了,扑过去想替老人挡几下,旁边的日本兵看见,立刻就端起了刺刀。刘忘被吓得浑身冒汗,后悔自己冲动,可是这时候求饶也没用,只能闭眼等死。
渡边正好在旁边,喝止了日本兵,刘忘心里感激,忍不住就说了几句红子应该如何来养,比如10日龄的雏鸟可用竹蓖挑食填喂,白天每隔2小时喂一次,两周龄时就应让它跟成鸟学叫,为了“教”其它歌鸟,需要把笼挂高处,并定时打开笼套使其鸣叫,此时应把歌鸟的笼罩上,以便倾听。渡边如获至宝,倒是有不耻下问的精神,跟刘忘经常交流一番,无形中刘忘在劳工营的日子倒是好过多了。
日子到了,被放回家后,浑浑噩噩又是10多年,刘忘陆续得了两个儿子,日本人战败,国民党来,再然后共产党来,改北平为北京。
新社会以后,煤场的机器设备都上交,刘忘继续砸煤运煤,只不过身份从小老板,变成了光荣的工人。家里的大院,也被陆续加盖了七八间房,安排了操着不同方言的人家住了进来。刘忘看的很开,安慰家人,听政府的,让干嘛就干嘛,人多了热闹,当初老家几千亩地说没就没,这么点院算个屁。
到了六十年代,突然就开始闹运动,刘忘因为酒后发过牢骚,刚建国的时候不是挺好吗?全国人民也能凑合吃饱,怎么这日子过着过着,中国到处都有饿死的呢?被人检查揭发,抓起来审查,幸亏去河北老家调查根底的时候,当初有点情意的小英已经成了乡长的老婆,开证明说刘忘家也被军阀迫害过,不能算地主,顶多是没了土地的富农,于是批斗游行了几番,居然不了了之。
侥幸没定成反革命,没吃枪子,也没拉到农场改造,刘忘更是把很多东西看淡,每天笑呵呵的,谨言慎行。随着伟人的手一挥,大儿子去广阔农村去大有作为了。
时间的车轮碾进了八十年代,一番拨乱反正,北京市民们日子开始好转,虽然买粮食用粮票,买肉买蛋买布买啥都要票,但是毕竟不用挨饿,心里踏实多了。刘忘的两鬓已经白发苍苍,他说刘爷是旗人的叫法,他是正经的汉人,愿意一般人叫他老刘或者刘大爷。那渡边居然还记得他,写了几封信,邮了一些日本的吃食,内容是回忆当年两人聊花鸟鱼虫的乐趣,不胜怀念,但愿今生还能一晤的意思,刘大爷摇头一笑,把信往抽屉一扔,不准备跟曾经的侵略者回信了。
又过半年,二儿子突然提出来要去日本打工。刘大爷诧异,中国这么大容不下你了?怎么能去跟我们有血海深仇的地方?儿子说,爸,两国建交了,你看看别人家都有冰箱彩电了,那不都是用外汇券跟小日本买的?凭什么我们就得苦一辈子呢,现在我身边有本事的出国可不在少数。
刘大爷词穷,又问那是想去就能去的吗?你这点年纪,北京都没出去过,哪有路子出国?
儿子得意道,爸,托您的福,去日本的手续我都办好了,就是等您点个头。
啊?刘大爷目瞪口呆,转眼间醒悟,怒道,你是不是看了抽屉里的信,去联系渡边了?
看见儿子点头,刘大爷面色铁青,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是叹息一声,不再说话。
儿子出门的那天,重重的在地上给老两口磕了几个头。刘大爷心中隐隐觉的不安,果然此后两年,二儿子只是寄钱寄物回来,也不提回国的事,几次催促后,终于答复说,对不起爸妈,不想回来了,在渡边大爷的帮助下,正在办加入日本国籍的事。
刘大爷并没有大发雷霆,也没有写信大骂儿子和渡边的想法,知道这不光是儿子一个人的选择,周围的年轻人出去的颇不少,只是有点意兴阑珊,一切索然无味。
渐渐的刘大爷饭量减少,腮帮子凹陷,走路觉得没劲,小脚的刘大妈几次劝他去医院检查,他却都不以为然。终于熬到了大儿子返城的那一天,那是刘大爷最开心的时刻,喝的酩酊大醉,一个劲嘱咐儿子要照顾好自己老妈,千万别学老二。
胡同里的人,包括刘大妈都觉得大儿子回来后,刘大爷气色好多了,身体应该也会好转。事实上也是,在那个冬天,刘大爷早早的就储存够了大白菜,劈好了给蜂窝煤引火的木头还整齐的码放起来,不厌其烦的往输液瓶子里捅切碎的西红柿,比年轻那会还要勤快。
刘大爷死的突然而迅速,午饭前说去胡同口站一会,眯着眼看了会太阳,直挺挺的倒了下去,没到医院就咽了气。据救护车上的人说,刘大爷似乎念叨了几遍:没意思,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