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内卷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的研究。
戈登威泽将“内卷”概念用于描述这样一类文化现象:一个事物发展到一定形态后,既无法趋于稳定也无法上升或突破至新的形态,而以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取而代之。
后来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对菲律宾的爪哇水稻农业生产的研究中系统地使用了内卷化概念,将之赋予了经济学含义。
格尔茨研究发现,由于爪哇岛聚集了大量人口,有限的土地资源与强大的行政障碍使居民一直从事的粮食生产和小型手工业无法向外延扩展;而外岛广阔的区域与殖民者引入的先进技术促进了高效率、大规模与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发展。
因此,在外岛一些地区的生产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的同时,爪哇岛的部分地区则不断重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
格尔茨揭示了爪哇岛与外岛发展过程的二元性,并以“农业内卷化”概念描述和解释这一现象。
此后,中国学者黄宗智以经济量化的方式对格尔茨“内卷”的定义进行再诠释,并通过边际收益递减这个标准来界定内卷的边界。
黄宗智认为,只要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来维系的劳动投入吸纳就是一个内卷化过程。
其显著特征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即社会的某一子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呈现出“自我锁定”状态,难以实现向更高级阶段和模式的突破,进而在低水平和旧模式中复制和延伸。
显然,国内的心理咨询行业早已进入“自我锁定”的内卷状态,只能在现有的混乱中维持低水平非专业化的发展模式。
然而,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通过相互竞争来获取资源进而使得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相比,国内心理咨询行业的内卷化程度更为惨烈。
由于获取外部资源(来访)能力的极度匮乏,相当一部分心理咨询师只能通过相互“吸食”才能维持生存。
即通过赚同行的钱存活。
然而,这种靠赚同行的钱存活的内卷化发展模式并不是中国的首创。
纵观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历史,其设置本身即带有嗜血的基因,而亲手开启这一嗜血模式的恰恰是弗洛伊德本身。
突出表现在,将个人分析作为精神分析师的必修课,并作为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制度性要求。
这一设置是如何产生的呢?
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严重影响了弗洛伊德的收入。
战争之前,弗洛伊德的收费是40币/次(8.10美元),在维也纳算是很高的收入水平。
但是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这点钱很快连出租车费都付不起了。
1917年,因为战争的原因,弗洛伊德(61岁)的诊所营业状况相当的不稳定。年初一位病人都没有,到了4月情况有所好转,6月里却只有3位病人。
他的收入根本无法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1919年10月初,伦敦的医生大卫·弗西斯(David Forsyth)前来进行了7周的精神分析学习,在弗洛伊德处接受个人分析。后来美国的很多医生也前来学习弗洛伊德的治疗技术。
逐渐的,通过个人分析的方式培训精神分析师,成为弗洛伊德收入的重要来源。
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纷纷表达了对这一“生存模式”的支持。在1918年9月的布达佩斯会议中,赫尔曼·纽伯格提出了“没有人能够在不经过个人分析的情况学会精神分析”的观点。
此次会议的内容启发了艾丁格。
艾丁格被誉为早期精神分析运动的幕后外交官,是弗洛伊德的坚定拥护者,并且是柏林综合诊所(1920)的赞助者和创办人。
随后,这条规则(候选人需接受个人分析)被艾丁格等人在柏林诊所的临床实践中正式确认。
1922年,艾丁格在报告中提出:我们坚信,没有经过个人分析的人将无法成为分析师,对候选者的分析是培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3年,弗洛伊德赞扬柏林诊所的培养模式是难能可贵甚至独一无二的,这种模式使得众多受训的分析师能够接受再教育,并且是避免病人遭受无知和不合格分析师伤害的唯一可能。
到1925年的巴特洪堡大会上,艾丁格正式提议将柏林诊所的精神分析培训模式作为IPA的国际标准。
最终,这种“供奉”式的培训模式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
在这种培训模式下,候选人需在4-5年的时间内,持续进行每周4-5次的高频个人分析,接受2名培训分析师至少150小时的督导,督导频率每周4-5次。
这也意味着,想要成为精神分析师,候选人需要在4-5年的时间内“供奉”至少3位精神分析师,每周跟他们进行4-5次的个人分析和4-5次的个体督导。
那些有培训资质的精神分析师哪怕在没有来访者的情况下,只要有1-2位候选分析师接受其分析或督导,即能保证自己可观的收入。
不管是受生存焦虑的影响还是出于维护精神分析运动纯洁性的考虑,候选人必须接受个人分析这一“供奉”制度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最终确定下来,并成为精神分析运动的显著特征,即精神分析内卷化的基因。
于是,当精神分析运动的余辉传到了中国,其复兴的光芒在中国境内再次闪耀。
到现在,已经有超过70%的咨询师自称是弗洛伊德的门徒,宣称自己是心理动力学派或精神分析学派。
而精神分析内卷化的发展历程,也开始在中国境内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