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韩愈:郴州情结郴州缘
作者:伐木丁丁||责编:一默
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一千多年了,在当今中国,韩愈应该还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苏轼在《潮州韩文公碑记》里对他所景仰的前辈韩愈曾经有崇高而中肯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高举古文运动的大旗,一扫六朝以来华而不实的骈偶文风,继承发展秦汉的散文传统,并以文为诗,以“文起八代之衰”的功绩而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在朝为官敢于犯上直谏、为民请命,贬到地方为官,亲民恤民,关注民生,做了许多好事庆事,深得民心。“道济天下之溺”实在不是溢美之辞。
就是这位道德文章千古不朽的韩愈曾经三次往返、六过郴州,留下数以十计的诗文华章,与郴州结有不解之缘。
韩愈三岁时就成了孤儿。此后一直得到兄长韩会的抚育、教养。唐代宗大历12年(公元777年),韩会被贬为韶州刺史(今广东韶关)。年方九岁的韩愈随兄长南下就职,经过郴州。
两年后,韩会在韶州去世,韩愈又跟随嫂嫂郑氏扶柩过郴,北归故里。
德宗贞元19年(公元803年),35岁的韩愈以四门博士任监察御史。按《唐六典》,唐朝的御史台分为三院,监察御史属察院,职责是“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官不大,而权不小。照说“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的韩愈担任这类职务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当年关中遭遇太旱,在“官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的关头,“发言直率,无所畏避”的韩愈却上《论天旱人饥状》,“上章数千言极论之”,请求宽免平民税钱,因此触犯了幸臣,得罪了皇帝。
这时的韩愈却如《旧唐书》所说的那样”拙于世务”,即不懂官场少讲真话、实话,多讲假话、捧场话的”潜规则”,而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与他同为监察御史、担戴着同样罪名的张署,贬到离阳山不远的临武当县令。韩张两位一路结伴而行。那时的阳山僻远荒凉,县城内几平没有居民,县衙门里也没有丞尉之类的辅佐官吏。而韩愈在阳山同样”有爱在民”,所以当地人生了儿子多以”韩”字命名,以此表示他们对韩愈的尊重和缅怀之情。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即位的顺宗宣布大赦,韩愈和张署回郴州待命,满以为可以回到京城长安再展宏图。不料,因当时的湖南观察使杨凭作梗阻挠,不能如愿。同年八月,宪宗即位,再次大赦,韩愈才被委任为江陵法曹参军,离郴去赴任。
由于这番周折,韩愈在郴州羁留了三个月之久。好在郴州刺史李伯康尊重有加,热情款待,陪他们游山玩水,饮酒赋诗。韩愈与李伯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郴州时,韩愈曾有《李员外寄纸笔》一诗相赠。两年后,李伯康去世,韩愈又为他写了其词哀哀、其情切切的《祭郴州李使君文》。
寓郴数月,终能脱离贬谪生涯的韩愈诗兴大发,文采飞扬,写下了诗文十多篇。
《唐诗三百篇》收录了韩愈诗四篇,其中就有《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这首诗是韩愈在郴州写给准备同时调任江陵功曹参军的张署的。张署真可谓是韩愈同病相怜、相濡以沫的难兄难弟了。他俩一同在朝任监察御史,一同力谏宫市之弊,一同流放南方,又一同遇赦,一同到江陵任职。韩张二位生死相依的文朋诗友,互相唱和,诗作有百篇之多。韩愈的《八月十五赠张功曹》应为其中佼佼者。“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潜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写尽了贬谪蛮荒的辛酸经历;“同时流辈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不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则抒发了两人不能回京而只能仍去荆蛮之地江陵的无奈和感叹。在另一首《叉鱼招张功曹》里,“叉鱼春岸阔,此兴在中宵。火炬燃如昼,长船缚似桥。深窥沙可数,静掳水无摇。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的优美诗句,绘声绘色地再现了月下叉鱼的情景,而“血浪疑犹沸,腥风远更飘”之语则触景生情地道出了遭谗蒙冤的身世噩梦和隐衷伤感。《郴口又赠二题》也是写给张署的。“山作剑攒江泻镜”一句极为传神地描摹了郴州的山水美景,而“扁舟斗转疾于飞”,“回头笑问张公子,终日思归此日归”则淋漓尽致地表白了他和张署贬谪经年终得遇赦北归的狂喜心情,实在可与杜甫”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的佳句相媲美。
适逢郴州干旱,刺史李伯康求雨,请韩愈作诗。韩愈慨然允诺,欣然命笔写下《郴州祈雨》。”旱气期销荡,阴宫想骏齐”,他希望旱象早除,解脱百姓苦难的殷殷真情跃然纸上。这让人想起后来韩愈在潮州写的《祭鳄鱼文》。
韩愈在郴州的时间较长,因此接触面广,与三教九流乃至弱冠少年都有交往。这有《送廖道士序》和《送孟琯序》两篇散文为证。
当年苏仙岭上景星观里有个廖道人。在《万历郴州志》的《仙释传》里记载了有关他的神奇传说:唐懿宗曾召他入宫行道与二圣斗法还占了上风,后来到连州靖福山白日升仙而去。唐懿宗即位已经是韩愈离开郴州55年之后的事了。韩愈写《送廖道士序》一文时,廖道士还”学于衡山”,尽管“气专而容寂,多艺而善游”,但是没有《万历志》里说的那样神乎其神。今人读《送廖道士序》似不必考证廖道士的仙道仙踪,倒是要领略韩愈对郴州那颇有哲理思辩而又带有几分风水先生意味的预言。在韩愈眼中,位居五岭北麓腹地的郴州一带“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中州清淑之气蜿蜒扶舆磅礴而郁积”在这里,韩愈坚信“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他对郴州形胜山川钟灵毓秀的情有独钟,对此间地灵人杰的独具慧眼,至今对我郴人奋发图强仍不无鼓舞。
孟琯就是当年韩愈发现的“魁奇忠信材德之民”。“年甚少”的孟琯知书达礼,勤奋好学,结交的师友“尽善人长者”,让韩愈暗自称奇,决心培养、举荐这个少年。事过四年的元和四年,孟琯果然不负韩愈寄予的厚望,中了进土。《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认定孟琯撰有《岭南异物志》一卷、《南海异事》五卷。万历志载阮美成诗云:”寄语郴阳忠信士,得名端合谢韩公。”的确,当今忠信郴州人应该知道唐代得名的郴州才子孟琯,更应该记住当年慧眼识英才的伯乐——韩愈吧。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韩愈官至刑部侍郎,是个掌管司法刑狱的副部级干部了。元和十四年,唐宪宗将凤翔法门寺的释迦牟尼的指骨—节迎到长安并在宫廷之内供奉。一时都城之内闹得沸沸扬扬,“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这时的韩愈已经不再是监察御史的谏官身份,照说皇帝迎奉佛骨对与不对、妥与不妥跟他是不相干的了。但是,鲠言无忌且一贯尊儒排佛的韩愈仗义执言,上了《论佛骨表》,历数黄帝、尧、舜、禹等在佛教尚未传人中国时都能长命百岁,而其后“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他指出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他“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为了表示他的耿耿忠心,他说,如果因此佛降下祸殃,都由他承受,绝不怨悔。宪宗恼羞成怒,要将他处死。幸亏宰相裴度等求情,宪宗才手下留情,将已经年过半百的韩愈贬到偏远的潮州当刺史。同年十月,改任袁州刺史。韩愈在潮州半年多时间,兴办学堂,驱除鳄鱼,做了许多益州利民的好事。潮州将韩愈视之为神,把笔架山改名为韩山,将鳄溪改名为韩江。
被贬潮州时,韩愈又“奔涉岭海,两经于郴”。传说他路过郴州城外的一座山坡时,马失前蹄,险些滑倒。当地人认出他就是曾在郴州赋诗求雨、敢向皇帝老儿叫板的韩愈,便纷纷上前,牵住马匹,扶他上座,目送他离去。至今,郴州仍然流传“韩文公走马”的故事,那座山岭也被改名”走马岭”。在永兴县江边有个石洞,据《万历郴州志》记载,是“韩愈谪潮时曾于此泊舟”而留下的。后人把这个极其平常的洞罅亲切地称之为“侍郎窾”,可见郴人对韩侍郎崇敬、怀念的深情。
张署在我的家乡临武县为令,在离此不远的阳山为令的韩愈曾经多次到临武探访张署,互相慰藉。为了纪念先贤,我的家乡父老将县城附近的官山改名韩山,又叫韩张山。小时候,我还参加过在这座山上举办的少先队活动。那时城里有一所私立学校,中学部叫“韩光中学”,小学部叫“曙光小学”。我在曙光小学读过一年书。我想,这所学校也应该是为纪念韩愈和张署而命名的。大概为了避免”署光”一词过于牵强、生涩而将”署”’改成了”曙”的吧。张署常从临武县城送韩愈到湘粤交界的韭菜水,后来人们把他们住宿过的韭菜水改名为期宿村。
为了缅怀韩愈,历朝的郴州地方官员曾在州学和北湖先后建了”景贤祠”。此祠今已不存,然而为纪念他叉鱼吟诗而建的”叉鱼亭”,如今仍屹立在波光潋滟的北湖之中。
如果今人有意为与我郴州缘分颇深的前贤先哲韩文公,在北湖叉鱼亭附近再建“景贤祠”,新立镌有昌黎先生诗文的碑林,以供游人和后人追思、瞻仰,则功莫大焉。善哉,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