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时代的宣言:文化、青年与创造
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华文化该何去何从呢?我想,可以从近代以来的语言学和文学发展历程作一探索。一百年前,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普通语言学教程》诞生了。这部著作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辛勤劳动的结晶,他所提出的一些创造性术语为后世的语言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带来许多重要的启发性的意义,并且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新时代。索绪尔也因此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在1916年前,西方历史经历了一段划时代意义的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这使得欧洲的语言学从漫长的附属地位的语文学上升到一门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学科。无论古希腊古罗马的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的早期语文学研究,还是先进古老的印度梵文语法研究,抑或是悠久辉煌的中国古代“小学”研究,都是围绕着更好地解读经典文献而展开的。这种注重书面语而忽视活生生的口头言语的倾向,为后世的语言学的进步带来了很大限制。
而到了二十世纪,语言学研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学者们不再同过去一样独自闭户造车,而是积极地进行田野调查,展开协作。美国语言学家鲍阿斯(Franz Boas )、萨丕尔(Sapir,Edward)等人致力于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的研究,创立了描写语言学派,并且经过了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等人的继承发展,遂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成就最大影响最深刻的学派之一。很显然,二十世纪语言学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流派众多,不断创新,出现了诸如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转换-生成语法、功能学派等大量重要的语言学流派。
文学是时代思想的先锋。跟语言学的迅速发展一样,文学流派也异彩纷呈。郭沫若、郁达夫等人1921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创造社”。郭沫若在《创造周报》的发刊词中发表了一首题为《创世工程之第七日》的诗歌,诗中写道:“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这样的掷地有声的宣言,表达了青年们抛弃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热切的愿望和坚定的决心。
1923年成立于北京的新月社,是胡适、徐志摩、闻一多这些不满现状呼唤创新的热血青年发起的。他们以最大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的潮流中,像一弯新月一般以“它那纤弱的一弯”“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正如刚刚萌芽的柔弱的小草一样,在清风、日光、雨水的世界里,也在惊人的闪电下、轰隆的雷声中、茫茫的黑夜里拥抱阴晴冷暖不定的春天。
之后的几十年,中国的诗歌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境地,在八十年代终于又在天空闪现出一抹瑰丽的彩霞、勾勒出一幅朦胧的图画,无声无息地出现了“朦胧诗”,“或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诺日朗》)。但是朦胧诗也随着时间慢慢淡去,失去它那令人陶醉又让人捉摸不定的美感。于是,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诗歌又面临着一种艰难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必定是时候做出了,因为时代又呼唤着一种新潮流的到来,期待它像滚滚波涛抑或春风化雨一般来洗礼现代人的精神情感。
“如果说我比前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的这句话成为了继承传统精华的金玉良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可以眺望得更为遥远;拥有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可以建造更璀璨的大厦。毫无疑问,这对我们语言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带来难得的机遇。
21世纪是个资源极其丰富的信息时代,但也是一个容易迷失方向道路的时代。全球化对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同样让我们置身于信息的海洋里而感到晕头转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我们面对着一件件突然出现的新生事物,昨天还为它们欢欣鼓舞,而不久又像流星一样迅速消失,不免黯然神伤。于是,我们开始惶惑不安,我们开始遁入到自己孤独的死寂的畏葸的小世界中,没有精力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去开创一项崭新的充满挑战的事业。不仅怀疑自己,也同样质疑别人。不仅怀疑自己的学问,也怀疑自己过于年轻,不能担当大任。
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这个宏伟的甚至带有点儿幻想色彩的胎儿,在还有啼哭出第一声来就要默默地永远地沉睡在充满希望又充满绝望的子宫里吗?不,让我们喊出坚定的决心,我们绝不做个时代的沉默的观望者,绝不做个刚点起火苗又立刻用怀疑、退缩、懒惰的冷水浇灭火焰的失败者。我们必须抛弃成见,同舟共济,做个自信满怀、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众木成林”,创造出一片蓊蔚芬芳的充满秀株佳棵的森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