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来游去的鱼儿,一人高的水稻下
国庆长假的德宏之行,主办方安排了参观生态稻田和稻花鱼。
到了那片稻田,最先吸引我眼球的并不是鱼,而是那片一人高的水稻。
自从近万年前中国人的祖先驯化了水稻,就一直在进行着品种的改良。早期的水稻植株很高,产量低而且容易倒伏,矮性特征的发现使得人们培育出了各种半矮杆和矮杆水稻品种,大大提高了产量。
但矮小植株上的产量提高到一定程度,或许也就达到了极限。要进一步提高产量,又需要更加高大的植株。中国的水稻育种工作者们——比如杂交水稻的旗手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又把目光转向了“高杆”甚至“巨型”的水稻。
这一片水稻大约有一人高,稻田的主人说是袁隆平开发的一个超级稻品种。本来是针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他通过关系要到了一批种子,在云南尝试种植。
他的稻田是种植“生态水稻”的。常规种植的那些品种,每亩产量大致在600到800斤之间。而这个高杆的超级稻,理论亩产量可以达到2000斤,所以他迫切地希望尝试。
更重要的是,“稻田里养鱼”一直是生态农业中很热门的话题。而种植这种高杆水稻的稻田可以放更深的水,也就更有利于放养鱼苗。
在我们到来的时候,稻谷已经泛黄,稻田里的水也已经放掉,差不多可以收割了。他说这是第一年种植,还不知道实际的产量能达到多少,但至少说明这个新品种是能在这里成功种植的。
稻田里养着鱼,也就意味着不能使用农药,稻田的主人说这有助于让消费者相信他的大米确实是“生态”的。一亩田里能够养出鱼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我说不能打药,那如果遇到了病虫害怎么办,他说那也就只能认栽了。
这片稻田或许就是“生态农业”的缩影。我们都喜欢“生态”“绿色”,然而“生态”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就可以的。归根结底,农业生产也还是一种生产,不能脱离两个根本标准去讨论生产方式的好坏:一是每亩土地能产出多少产品,二是每个从业者一年下来能够获得多少收益。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比如“生态种植”,不管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如果每亩稻田的产出有限,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稻田才能有足够的粮食;如果一个农民辛苦一年所得的收入有限,他们也就不会有动力去实施。
生态农业的理念很美好,许多人都对“生态大米”“稻花鱼”欢欣鼓舞——毕竟,它们很好地满足了人们“保护环境”和“绝对安全”的期望。但是,我对它们还是抱着不少担忧。比如那片“生态稻田”中种植的常规品种,每亩几百斤的产量,明显低于常规种植的产量。如果再遇到病虫害造成损失,那么也就彻底“栽”了。所以,即便不考虑“单位耕地的产出”这个社会意义上的指标,农民要获有合理的收益,也就只能把“生态产品”卖出高价才行——如果这样的生产方式成为主流,那么全社会的粮食供应也就会明显减少,而每个人为食物付出的价格就从“可以选择高价产品”变成“只有高价产品可以选择”,而且还未必能够保障供应。
虽然说生态稻田里可以养鱼,但鱼的产量其实也有限。稻田主人说放下的鱼苗,多数并不能成活,每亩稻田能够得到的鱼,也就是几十公斤。这些鱼可以卖到15元每斤的价格——跟猪肉牛肉相比,也可以算是实惠,但是同行的鱼业专家说,当地常规养殖的同种鱼类(鲤鱼),也就是几块钱一斤;而15块钱一斤的价格,在当地可以买到味道口感更佳的鱼类。所以,农民通过养鱼增加收入,也还需要“稻花鱼”这个近乎噱头的“卖点”来支持——实际上,虽然“稻花鱼”听起来充满了诗情画意,但鱼的土腥味比较重,需要通过油炸等深度烹饪,以及酸辣等重口味的调料来掩盖。
也就是说,如果只从产品品质本身而言,“稻花鱼”的价值有限——它的“商业价值”,主要还是“情怀”的变现。
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不可克服——或者说,至少可以改善。改善的希望,也只能是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这个稻田主人引入高杆的超级稻,就是增加产量、改善养鱼效率的一种努力。如果这个超级稻品种能够像理想数据那样大大提高亩产量,那么也就可以弥补“生态种植”对产量的影响;如果品种改良使得它具有更好的抗虫抗病性能,也就减少了农民“认栽”的风险。再比如养鱼,现在只是把常规的鱼苗放到稻田中来养殖,如果培育出更适合稻田养殖的品种、或者开发出更适合这种环境的养殖方式,也就可能提高鱼苗的成活率和产量。
无论如何,只有当“生态稻米”和“稻花鱼”都不需要依靠“情怀变现”,而只是依靠产品本身来立足的时候,“生态农业”才能真正可能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