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察今:今不如古还是古不如今
有个楚国人乘船度江,佩剑从船中掉到水里,他急忙在船上做了个记号,说:“我的剑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船靠岸后,他就顺着记号下水去找。船已经走了很远,而剑却没有跟着走,用这种方法找剑,当然找不到剑。
这就是有名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出自于《吕氏春秋·察今》,是对儒家“法先王”主张的否定。文章认为,先王之法不是不好,而是由于产生它的时势变化了,因此,法度也要随之变化。
如何处理古与今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叫古今之争或古今之辩,中国哲学关于古今之争的观点大体上是两派,一派是古胜于今,一派是今胜于古。
孔子是主张复古的,《论语》里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自称“信而好古”,主张“为国以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把周礼恢复过来。在孔子看来,周礼由于借鉴、吸取了殷、夏两代礼制的长处,已经是百世不变的完美制度。孔子一辈子奔走列国间,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周礼。
孔子的复古主张影响了以后的大部分儒家思想家,比如孟子主张实行“仁政”,就是在“法先王”的旗号下提出来的,孟子动不动就以先王之道来否定现实政治,所以,他的一生也和孔子一样不得志,他的理论被批评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后世的儒家往往以三皇五帝时代为理想的时代,那个时候实行的是王道。孔孟复古主张的实质是历史是倒退的,一代不如一代,古代的东西比后来的有价值。在中国古人看来,最好的帝王在古代。金庸小说中,康熙皇帝一心一意想做尧舜禹汤一类的好皇帝,文盲韦小宝拍马屁说成“鸟生鱼汤”。
老子、庄子的回答也是古胜于今,他们走得比孔孟还远,甚至要回归到没有开化的原始社会发展阶段。《老子》对夏、商、周三代都持否定态度,主张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中去,把原始社会中那种不用“什佰之器”,不用交通工具,不用兵器,没有文字,“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作为理想的社会。
庄子把《老子》中的无为而治思想推到极端,连《老子》所描绘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社会也不要,主张回到人类的远古蒙昧状态中去,过人与禽兽部分的生活。他描绘了他所谓的“至地之世”的情景:人和禽兽混居在一起,渴了喝起泉水,饿了吃树上的果子,每天鼓着肚子到处嬉游,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没有小人和君子的区分。庄子看到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种种负面作用,从而试图对人类文明全盘否定。
认为今胜于古的思想家在中国哲学史不占主流,最著名的是荀子。
荀子提出“法后王”来反对孟子的“法先王”,荀子在“古今”之争中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即“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就是说,要用当前的现实来检验古代传下来的道理。他认为,越是久远的先王,人们知道的就越简略。如夏禹、商汤的业绩,传述下来的已经不即周代详细;如夏商周三代以前的五帝有些什么善政,当今的人们就已经说不清楚;至于五帝以前,就连有些什么“贤人”也都不知道了、这是因为,文礼久远了就要消灭,音乐节奏久远了就要失传,管法律的官吏看见久远的法律就要废弃。所以,荀子主张,首先要弄清后王之道。
荀子的思想为他的学生法家韩非所继承和发展。韩非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经过了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之世,那种把社会看成一成不变的观点错误的,居于当今之世而赞美尧舜禹汤的政治是可笑的。韩非子试图用物质的原因来解释古今的差异。他说,古代人少财多,相亲不争,所以能禅让天下,当今为大争之世,就不能循揖让之道了。他还说,古代尧舜让天下,并非道德高尚,而是因为天子的权势很小,而现在人们争着要做官和托身于诸侯,并非品德卑下,只是因为统治者的权势重了。
古今之争涉及到的问题是历史是静止的还是变化的,如果历史是静止的,那么古代的经验可以作为后代的指导思想,赞成古胜于今的人就会多。如果历史是变化的,正如刻舟求剑一样,过去的作为无法指导现在的实践,那么,赞成今胜于古的人就会多。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自秦以后,几千年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因而复古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一。这一传统从积极的方面说,是重视文化的传承,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至今绵延不绝,这在世界文明使上是很少见的。但是也有负面作用,那就是形成封闭、保守、缺少创造力的民族文化基因,由此导致我们的社会发展缺少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