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一段民间轶事,如何引发了盛世危机?
文 | 有料的文史•Autumn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全国人口从1.5亿增长到了3亿,商业贸易发达,举国上下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康乾盛世达到了历史顶峰。
这年春天,浙江德清发生了一件很小的民间轶事。乡里要修建一座石桥,于是找来了吴姓石匠。有一天,吴石匠回家里拉粮食,一个沈姓农夫跑来央求他把一张写有自己仇人名字的符贴在木桩顶部,据说当大锤捶打木桩的时候,会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符上的人就会被窃取精气,人们称之为“叫魂”。吴石匠很耿直,直接跑到县衙揭发了沈农夫。县老爷以涉嫌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为名,抓捕了沈农夫。
怎么看这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不过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小老百姓引发的邻里治安,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县太爷打了沈农夫二十大板,放人结案。
谁知道这只是一个起点,是扇了一下翅膀的蝴蝶。这件小小的案件上报之后,成了此后系列惊天大案的起点,这股被称为“叫魂”的风气从春天延续到秋天,冲击了大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们为之奔命,连皇帝本人也寝食难安。
这样一件小小的民间轶事为何会不断升级,成为盛世帝国的一场危机呢?我们不妨看看社会各阶层的人是如何应对此事的,来窥探它发生的背后原因。也许它对我们当代人,也有警示效果。
一、最高统治者:君主的恐惧与控制
你很难想象,对叫魂案最恐惧的是皇帝本人。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强盛,到乾隆年间,反清复明似乎成了一个伴随着流血的传说。但对于坐在皇位上的人,这却是需要时时警惕的事情。各地叫魂案频发,割辫是其主要特征,据说通过剪下别人的辫子来摄取魂魄。这难免不让乾隆想起当年当年一段血流成河的留发不留头斗争,头发对于满清王朝来说政治意义太重大了,这触动了皇帝微弱的神经,何况还发生在江浙这种反清复明的老基地。他们真的心悦诚服接受我们的统治了吗?他们不会借此再来一次反清复明,发生暴动?这是让皇帝不安的一点。
另外,随着朝廷的稳定,满人勇猛善战的特性消失了,被汉族文化所熏陶,加之贪图享乐,渐渐堕落,这也让皇帝心生不满,甚至是非常担心。这帮人多狡诈,尤其是江浙人,皇帝认为,满人都是被这些人带坏的。这些知识分子表面上看柔柔弱弱,恭恭敬敬,唯命是从,谁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最初的叫魂案不就隐瞒了?谁知道他们还隐瞒了多少事?作为整个国家的君主,自己是不是生活在虚假中,被下属官员们不断欺骗?
谋反与汉化两块巨石压在君主的心头,为此君主就要加强进一步的控制,除了地方官员,还要加派各种密探,与官员之间暗发奏折,确保自己不会遗漏消息;还要不断地下发旨意,痛斥官员,催促他们去捉拿叫魂犯。
二、中间层:官僚对上欺瞒,对下威胁
经过了几任皇帝的励精图治,乾隆中期的时候,政府官员已丧失了开国初期的朝气蓬勃,变得暮气沉沉,凡事都希望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影响自己升官发财即可。
身处中间层的官僚们,担心的事情无非是上面君主的反复无常,下面暴民的狂怒易变。叫魂案发生之初,官僚们对上封锁消息,对下运用恐吓,希望来结束这一切。很不幸,对两者都没有成功。随着上级要求彻查的压力增大,不少官员为了迎合领导,纵容甚至于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以显示自己尽心尽责。
官僚阶层中的高层,也就是皇帝身边的军机大臣们,是真正的精英,他们一方面熟知地方官员的陋习与各种套路,了解君主的脾气,另一方面,他们深谙儒家学说,遵守文化传统,可以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敢于告诉皇帝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不断查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高级官员们阅历丰富,既要维护皇帝的权威,又要制止事情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如何来做是一项官场大智慧:表面上积极配合皇帝,暗里绞尽脑汁规劝皇帝收手。
这样的官员已然是凤毛麟角,并慢慢消失,僵化的帝制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最底层:普通民众生存恐惧与权力幻觉
1768年,我们称之为盛世,但是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生存压力是巨大的,生存的恐惧一直都存在,尤其是叫魂案的起源地江浙一带。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剧增,一方面给家庭带来了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生存的压力,因为土地只有这么多,生活刚达到安定水准的人家一遇到天灾人祸很容易就沦为赤贫,无法果腹。加之,江浙商业比较发达,许多人进入工厂成为手工业者,他们必须通过勤奋劳作、精打细算才能安稳地生活下去。流动到此的外来人口来与他们形成竞争关系,来历不明,天然产生敌意。另外,流民中的一些和尚、道士、乞丐等不像本地居民辛勤劳作,而通过所谓的妖术来骗吃骗喝,更增加了居民对他们的敌意与恐惧。这是叫魂案中,许多普通流民被居民当做案犯抓捕的重要原因。
除了生存压力之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怨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皇帝的授意下,各地官府发起了对妖术的认真清剿,普通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清算宿怨或是谋取私利。在一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在一个司法不公的社会中,妖术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相信,任何人只要采用适当的“技巧”便可以窃取他人灵魂,召唤出力量,但这并非人人可得。但与此相对应的真实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来获取权力,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是打击自己的敌人,在国家清剿异己时忽然变得唾手可得,民众变会抓住这偶然出现的机会。正是这种情况,导致虚假的叫魂案层出不穷。
经过几个月的清剿,这场发端于春天的叫魂案,在搅和了大半个中国后,在军机大臣傅恒与刘统勋的努力下,终于在十一月的秋风中落下了帷幕。它并没有抓住一个实质性的叫魂案犯,也没有查到一件真实的叫魂案件。拉不下面子的乾隆借办案不利惩处了一批不顺眼的官员——没有抓住人,并不是没有,只是因为你们这些官员不好好干活。
一场荒诞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一点思考
叫魂案如今看来,只是一场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历史事件而已,可如果这件事不想明白,历史会无数次的上演。
面对同一件事,不同阶层由于掌握的权力、所处的地位不对,反应也不同。我们以为高高在上,让人仰望的君主,却心存惧意,忧虑重重;我们以为弱小的村民,却抓住机会,促成了自己的“复仇”。这一切恐怕是我们读此书之前,从未想到的。
古斯塔夫·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中,细致描述了群体心理的一般特征,揭示出如何利用群体的这些特点建立和巩固自身的权力。在《叫魂》中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一面:普通民众利用统治者的行为,短暂性地获得了一种虚假权力,来为自我服务。这种行为与现在互联网上流行的舆论暴力有相似之处,并且更隐秘,更方便,也就更可怕。冤冤相报的人性不会消失,这种事情也就永远存在,也需要我们永远警惕。